2025年12月19日
——周口項城籍音樂大家趙沨的故事(上)
1946年，趙沨在香港。
1942年，趙沨（左）與民主人士李公樸（中）、張光年（右）在昆明。
欄目顧問：顧之川 策劃：王健
□記者 王錦春 付永奇
他早年投身革命并與音樂結緣，以音樂為武器與敵人斗爭，用音樂鼓舞人民，被稱為“黨在文藝戰線堅強的戰士”。
他組織領導了新中國音樂教育的一些重大活動，為倡導“美育”鼓與呼，被譽為“黨在音樂教育戰線上的頭號功臣”。
他去世后，新華社在電訊稿中把他譽為：“我國著名音樂理論家、音樂教育家、新中國專業音樂教育事業的開拓者”。
他就是祖籍周口項城的音樂大家——趙沨。
初識革命道理
趙沨，祖籍周口項城范集，1916年出生于開封。其父為清朝末年的秀才，后到省城做律師，思想開明，亦是趙沨的啟蒙老師。父親的啟蒙教育，為他的人生打下了良好基礎。
趙沨與音樂的結緣，也是巧合。1926年的一天，開封街頭，一位傳教士用小喇叭伴奏教唱贊美詩，很好聽。趙沨跟著唱起來，傳教士發現他唱得不錯，就動員他參加唱詩班。從那時起，趙沨就迷上了音樂，愛聽愛唱，還愛讀音樂書籍，凡是能得到的音樂書籍，他都反復閱讀。從此，他與音樂相伴一生。
20世紀20年代，社會動蕩，有志之士紛紛探尋救國救民之路。少年趙沨在開封省立二中也感覺到革命的氣息。1927年夏，他正在上課時，警察突然闖進校園，帶走了幾名老師和學生，其中包括趙沨的同學王恩賜。王恩賜來自信陽，深受李大釗、陳獨秀思想影響，常借《新青年》等書刊給趙沨閱讀，并向他講解革命道理。趙沨猜測，王恩賜即便不是共產黨員，也應是共青團員。
幾個月后， 趙沨得知被捕師生因為“通共”被槍殺，王恩賜也在其中。悲痛之余，趙沨對中國共產黨產生敬意，對為理想獻身的王恩賜等人深感敬佩。
解救進步教師
1929年，中學畢業后，趙沨到建華藝術專科學校（簡稱建華藝專）音樂系就讀，開始系統學習專業音樂知識。在此期間發生的一件事，令他終生難忘。
在建華藝專，有一位名為方志剛的老師，思想進步。趙沨經常向他請教一些社會問題，方老師總是從歷史與唯物的角度分析講解，還推薦趙沨閱讀一些進步書刊。還書的時候，方老師會提出許多問題，趙沨的回答令他很滿意。兩人的關系日益密切，方老師甚至表示愿意介紹趙沨加入共青團。
一個星期天的早晨， 大家還在睡懶覺，學生潘建華突然在門外大喊：“抓小偷！抓小偷！”大家從睡夢中驚醒，順手抄起墻邊的棒球棍、標槍、掃帚，朝潘建華所指的那些人打去，打得那些家伙抱頭鼠竄。那些人中有人喊：“我們是偵緝隊的，來抓方志剛！”
趁著場面混亂，潘建華拉著趙沨跑到方老師宿舍，掩護方志剛沿梯子爬上屋頂，藏身于兩道屋脊間的凹陷處。大約一小時后，大批軍警來到學校，在方老師的房間里翻出一捆書籍，在男生宿舍也搜查一番，卻一無所獲。事后才得知，潘建華早已將一包違禁書報丟進了糞坑。
下午兩三點鐘，軍警陸續撤離，但大門和后門仍有警察把守。當晚多數同學離校后，潘建華和趙沨取來幾條棉被送上屋頂。趙沨陪方老師在屋頂度過了緊張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警察終于全部撤走。趙沨與潘建華商議把方老師送出校園。他們找來一輛人力車，將方老師扮作病人扶上車，蒙上棉被，車前掛起雨布，直奔火車站。到了火車站才發現，他們身上都沒錢，無法買票。無奈之下，趙沨將方老師拉到自己家門口。見到父親，趙沨實情相告，父母很是關心，湊出十三塊錢。趙沨又向奶娘借了兩塊錢，湊足十五塊錢，將方老師送上了開往鄭州的火車。
方老師安然脫險，趙沨長長舒了一口氣。經過這件事，趙沨好像一下子長大了，對社會現實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張伯駒資助買書
不久，建華藝專被查封，而方老師的事也牽連到趙沨。父親安排趙沨前往北平躲一躲，并交給他一封寫給張伯駒的求助信。張伯駒是趙家的遠親，在北平頗有名望。
1930年，少年趙沨背井離鄉，獨自惴惴不安地北上闖蕩。抵達北平后拜訪張伯駒未遇，他只得找一個學生公寓暫時棲身，開始學習俄文與聲樂。
不久， 張伯駒派人送來一百塊錢，資助趙沨在北平求學。一天，張伯駒帶趙沨去北京飯店看戲。途中，趙沨發現一家小書店的書架上擺著一本《和聲分析》。他看了愛不釋手，再看書后標價，要好幾塊錢，幾乎相當于他一個月的伙食費，只好不舍地放了回去。張伯駒看在眼里，明白趙沨的心思，便走過來拿起那本《和聲分析》，替他付了款。趙沨很高興，一時不知如何道謝。
這一切都被書店主人看在眼里，他問道：“你知道這本書講的是什么嗎？”“知道，是和聲學。”趙沨答道。店主說：“很好，你回去學吧！有什么問題，可以來找我。”這位店主，正是后來著名的蘇聯作曲家阿夫夏洛莫夫。
因為這本音樂書，趙沨開始跟隨阿夫夏洛莫夫學習和聲學。1931年春， 趙沨結束北平的生活回到開封。經人介紹，他先后到魯山、尉氏任教，卻因在課堂上敢于揭露社會黑暗，兩次遭校方解雇。
1935年，趙沨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電影攝影場，在一些影片中擔任主演和獨唱，正式走上聲樂藝術之路。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日軍占領上海后向南京逼近，電影攝影場接到撤退命令，趙沨押送電影器材到達重慶。
用歌聲抗日救亡
重慶的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特別是歌詠運動很多。在激昂澎湃的抗日歌聲中，趙沨大顯身手。
有一個著名合唱隊進行抗日救亡宣傳，趙沨加入其中，擔任指揮兼歌唱教師。這是他參與抗日工作的開始，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青年們的愛國熱情深深感染了他，此前一心想當藝術家的趙沨，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藝術道路。
趙沨教給學生的不僅有唱歌和指揮的技巧，還包括豐富的音樂知識，深受學生們歡迎。前來請他指導的團體日漸增多，其中既有左翼組織，也有右翼團體。趙沨的教學內容多樣，既有西方古典歌曲，又有聲樂藝術小品和蘇聯歌曲，而抗日救亡歌曲是最主要的教學內容。
隨著聲名漸起，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也邀請趙沨前去教歌。首次授課時校長在座，他沒教抗日歌曲，而是選教了當時流行的抒情歌曲。校長聽后說：“很好！就是要唱這樣風趣活潑、令人愉快的歌！”
之后上課，校長不在場時，趙沨便開始教授抗日歌曲。懷著滿腔愛國熱忱，他將《黃河大合唱》《延安頌》《丈夫去當兵》等一一教給學生。誰能想到，在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里，竟回蕩起來自延安的革命歌曲。
這時的趙沨雖年紀輕輕，卻已經是眾多音樂團體公認的導師。然而對他個人而言，“導師”之類的頭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正開始以音樂藝術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不再只為“藝術而藝術”，而是找到了“為人生而藝術”的道路。
譯配蘇聯歌曲
戰士以刀槍抗日，趙沨用音樂喚醒民眾。抗戰時期，風靡國統區的第一首蘇聯歌曲就是趙沨譯配的。
1939年年底，趙沨在重慶遇見了此前的俄文女老師索柯洛娃。此時，她已是一位蘇聯駐重慶外交官的妻子。一天，他們一同去看蘇聯電影《夜鶯曲》。影片的畫面與情節令人動容，但最吸引趙沨的是其中的插曲《夜鶯曲》。插曲旋律優美，他非常喜歡，一聽便想把它記錄下來，可惜當時既無紙也無筆。電影落幕，歌聲亦止，趙沨心中悵然若失。
趙沨不甘心，約索柯洛娃第二天再去看《夜鶯曲》。這一次，他們提前做好準備，早早來到影院，備好紙、筆與手電筒。電影開始，大廳里的燈全部關閉，漆黑一片，兩人借助手電筒的光亮，艱難地記錄著。電影結束，仍未記全，只得再趕下一場。這一回，對情節和歌曲出處已較為熟悉，歌聲一響起，趙沨迅速補齊了上回未完成的樂譜。
回到住處，他顧不上吃飯，將索柯洛娃記下的歌詞配入曲譜，并用俄語唱給她聽，兩人確認無誤。次日他又看了一遍電影，反復對照，確證詞曲準確后，才將俄文歌詞譯成中文：“河邊林中夜鶯在歌唱，為何歌聲充滿悲愴。可愛的人兒最難忘，勇敢進取莫再憂傷，夜鶯啊，夜鶯……唱吧，唱吧，盡情地唱吧！驅散人世憂傷！”至此，《夜鶯曲》的記譜與譯配工作終告完成。
同一部電影連看四遍，就為了這一首插曲。《夜鶯曲》隨后成為《新音樂》刊載的第一首譯介蘇聯歌曲，也是重慶、昆明乃至整個國統區廣為流傳的第一首蘇聯歌曲。
郭沫若指導演講
在重慶期間，趙沨直接參與了我黨在國統區領導的文藝工作。當時，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有個音樂詩歌小組，負責人是《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張光年（即光未然）。趙沨參加了該小組的活動，曾在紀念高爾基的集會上高唱《囚徒之歌》。
有一次，文化工作委員會計劃利用星期日早場電影放映前的時間，舉辦一場小型文藝演講會，邀請趙沨與賀綠汀等人講述抗日音樂活動情況。那時的趙沨還很年輕，對于一個以大學生、文藝青年為主要聽眾的演講會，一時難以確定演講內容。于是，在演講前一天，他專門去請教郭沫若。郭沫若很認真地告訴他：“就講國統區的群眾音樂活動。要強調解放區的創作對大后方群眾歌詠運動的指導和影響。”
郭沫若的話，打開了趙沨的思路，也給他增添了信心。第二天的演講十分成功。
受到周恩來表揚
為團結重慶和各地的音樂骨干，1939年10月，在中共南方局周恩來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李凌、林路、沙梅和趙沨發起成立了新音樂社，并開始籌備創辦《新音樂》月刊。1940年1月，《新音樂》月刊出版發行，自第四期起由李凌與趙沨擔任主編。《新音樂》月刊在全國各地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為國統區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一面旗幟。
周恩來特別關心《新音樂》月刊，他經常回解放區，每次回來都帶一些解放區油印或手抄的音樂作品。趙沨將這些作品刊登在《新音樂》月刊上。許多解放區音樂家創作的歌曲，如《延安頌》《生產大合唱》《兄妹開荒》等，就是通過《新音樂》月刊傳入了國統區。
隨著時局趨緊，國民黨當局的審查日益嚴苛。部分來自解放區的歌曲因個別歌詞無法通過審查，難以發表。一次，趙沨拿到呂驥創作的《向著馬恩列斯的道路前進》。這首歌寫得很好，但在當時的重慶，顯然無法公開刊發。趙沨與李凌商議后，給歌曲改頭換面，改為《向著抗戰建國的道路前進》。審查部門抓不到把柄，只得準予刊發。許多解放區的音樂作品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發表出來的。
《新音樂》月刊的月發行量一度突破三萬份，成為當時極具影響力的刊物。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同志轉達周恩來同志在中共南方局會議上對李凌和趙沨的表揚。周恩來說：“兩個年輕人利用業余時間創辦的《新音樂》月刊，可以獲得月銷售突破三萬冊的成績，大家應該向他們的奮斗精神學習。”
周恩來的表揚，給予趙沨極大的鼓舞，也使他的思想認識進一步提高。如果說幾年前他還只想當個藝術家，那么此時他已堅定走上了為革命從事音樂工作的道路。后來，他又從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得到《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等著作，反復閱讀，信念愈加堅定。能夠投身于黨領導的這場偉大斗爭，他感到無比充實、無比自豪。
最難忘周恩來關心
1940年秋，新音樂社計劃在重慶首次公演《黃河大合唱》。趙沨擔任合唱指揮并獨唱《黃河頌》。
演出前，國民黨特務揚言要來鬧場子，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也準備鬧事，氣氛十分緊張。周恩來得知情況后，特意穿上佩戴國民黨中將軍銜的軍服，親自帶領一批進步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進入會場，與觀眾坐在一起，隨時應對可能發生的破壞行為。
周恩來的親臨，使特務未敢輕舉妄動。演出順利進行并取得圓滿成功。結束后，周恩來在后臺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向大家表示祝賀，并發表了簡短的講話。
周恩來逐一和演職人員握手，在與趙沨握手時問道：“你回去方便嗎？你不是住在南岸嗎？”
第一次見到周恩來，趙沨甚至忘了自己是如何回答的。他只記得周恩來在關心著他，工作繁忙的周恩來竟清楚記得他住在重慶南岸，還惦念他夜歸是否方便。這一幕深深觸動了趙沨，讓他真切感受到共產黨領導人的親切、可敬與對青年的愛護。
這是趙沨第一次見到周恩來，也是最難忘的一次。
周恩來精心安排撤離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峰。國民黨特務開始迫害重慶文藝界進步人士，趙沨也被列入了黑名單。為保護這些文藝工作者，在周恩來同志精心安排下，大批左翼文藝界人士開始撤離重慶。
一天，趙沨接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通知，說周恩來同志決定安排徐邁進（新華日報社總經理）、光未然、李凌、趙沨等人撤往緬甸，開展華僑工作。
如何安全離開重慶是一大難題，尤其是對于趙沨這樣已被特務列入黑名單的人員而言。為此，周恩來進行了細致謀劃，從整體路線到具體細節，都作了周全考慮。
從重慶前往昆明途中，需經過一處盤查嚴密的關卡，黑名單上的人員照片均被張貼于此。按照周恩來事先的安排，趙沨一行先乘卡車出發，臨近關卡時下車，每人雇一頂滑竿，帶上水果、汽水等食品，扮作出游的富家子弟。特務未多加留意，也沒有檢查，趙沨等人順利過了關卡。前行大約兩公里后，他們與等候的卡車會合，再度上車，一路平安抵達昆明。
根據組織的安排，到昆明后應先聯系生活書店。然而到昆明后，趙沨等人才知道生活書店已經被查封，書店的人也不知去向。怎么辦？一行人并不著急。原來，他們還帶有周恩來寫給云南大學一位教授的親筆信。信中周恩來拜托該教授協助他們辦理赴緬甸的手續。找到這位教授后，教授很樂意幫助。等了一段時間，趙沨等人順利拿到去緬甸的護照。隨后一路輾轉，他們終于抵達緬甸仰光。
把自己交給了黨
在緬甸，趙沨到華僑學校教授中文，還參加緬甸華僑救亡歌詠隊的活動。他教唱歌曲、辦訓練班、開展演講，宣傳抗日斗爭、分析國內國際形勢、講述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等，致力于團結華僑青年，聯絡華僑上層人士，凝聚愛國力量。
經過多年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歷練，尤其是參加黨直接領導的抗日宣傳工作，并親身受到周恩來同志的指導和關懷，趙沨對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的了解更深了。他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要救中國就必須加入共產黨。于是，他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愿意接受黨的一切考驗。1941年12月，他的入黨申請終于獲得批準，他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從此，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為迅速占領中國，切斷中國通往海外的通道，加緊向緬甸展開進攻。根據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指示，1942年1月，緬甸華僑愛國人士在仰光籌建起一個從事抗日宣傳活動的團體——戰工隊。隊領導由張光年、趙沨等六人組成。趙沨擔任導演兼演員，同時承擔獨唱及合唱指揮工作。戰工隊白天在街頭開展宣傳，晚上在劇場舉辦公演。
由于戰局急劇變化，同年6月，趙沨一行回到國內昆明。這段在異國他鄉的抗戰經歷，趙沨銘記一輩子。
學生猜測他是共產黨
回到昆明后，經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安排，趙沨和光未然到云南大學附中做教員。他們在進步學生中組織讀書會，指導師生排練《黃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
在進步力量的引領下，云南大學附中的課外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充滿活力。很多左翼老師和進步學生團結在趙沨、光未然周圍，追求民主進步，探索真理。后來，這些學生中的絕大多數成了中共黨員或革命戰士。其中有一位女學生吳錫麟，嗓音條件比較好， 一直夢想成為歌唱家。趙沨主動指導她學習五線譜和樂理知識，后來吳錫麟加入了音樂組。可以說，趙沨是吳錫麟的音樂啟蒙老師。
一次下課后，吳錫麟和趙沨一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趙沨說：“世界上有一支先進的隊伍，他們以解放全世界勞苦大眾為己任。這樣的隊伍，蘇聯有，他們已經推翻了沙皇統治，取得了革命勝利，現正在頑強抵抗德國法西斯的侵略。這樣的隊伍，我們中國也有，他們正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一邊浴血奮戰，一邊還要與蔣介石消極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獨裁統治作斗爭。這支隊伍是先進的隊伍，希望有一天，你能站在這支隊伍里……”趙沨沒有明說自己是不是共產黨員，也沒有過多闡述黨的理論，但聰明的吳錫麟猜測：趙沨應該就是共產黨員，真正的共產黨員，或許就該是他這個樣子。吳錫麟相信趙沨所說的每一句話，而趙沨未曾言明的指引，悄然照亮了吳錫麟前行的方向。
1952年，趙沨與吳錫麟結為夫妻。吳錫麟晚年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戰爭年代，我和趙沨之所以能夠成為戀人，主要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音樂志向。基本上，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1945年，黨組織決定讓趙沨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他成為民盟第一批以個人名義加入的成員之一，并擔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秘書長，在青年教師和文化界人士中開展文化工作。
1946年5月，在地下黨組織的支持下，民盟文藝小組以云南路南彝族青年為主，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演出隊，到昆明演出彝族歌舞。趙沨擔任音樂指導。演出通過充滿民族特色的歌舞，生動展現了彝族人民的歷史、生活與文化，并借此傳遞出爭取民主、改善少數民族政治地位與生存狀況的呼聲。
演出在國民黨省黨部禮堂連演十場，場場爆滿。國民黨省黨部見演出反響熱烈，心生畏懼，中途企圖禁演。但在進步人士與青年學生的據理力爭下，演出一直堅持到最后。演出轟動了整個昆明，在社會各階層激起巨大回響。聞一多、費孝通等學者紛紛撰文，對演出表示贊許。
李公樸、聞一多遇害
經過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于迎來日本投降。然而，人民期盼的和平并沒有到來。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挑起全面內戰。國民黨當局對國統區民眾及反對內戰、爭取民主權利的民主人士極盡打壓之能事，造謠誣蔑、恐嚇威脅無所不用其極。一時間，昆明城陰云密布，人人自危。
形勢日益嚴峻，民盟云南支部決定召開記者招待會，由李公樸、聞一多等人出面向社會公開闡明民盟的政治主張和對時局的態度。
7月11日晚，趙沨從李公樸家返回住處——中蘇文協會所。剛進院門，就被兩個穿軍便服的人架進房間。一些人在房間里翻箱倒柜地搜查，連一本書、一張紙條也不放過。隨后有五六個人來到房間宣布：“我們是奉命來查封中蘇文協的，現在搜查的東西都在大廳里，你要在我們搜查的物品上簽字。”趙沨假裝配合，趁其不備沖出大門。
沒走多遠，身后便響起急促的腳步聲，有人罵道：“他媽的，跑哪兒去了？”手電光亂晃著漸遠，趙沨這才從地溝里走出來。就這樣，他躲過了軍警的追捕。
第二天天亮，趙沨就趕往聞一多先生家，卻驚聞噩耗——李公樸先生昨天傍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了。這時，大街上出現了許多無名招貼，誣指“李公樸被殺，是匪黨內部左右派斗爭所致”，極盡造謠中傷之能事。
7月15日，李公樸追悼會在云南大學舉行。事前，趙沨等人勸說聞一多不要露面。聞一多明知自己早已上了特務的黑名單，仍參加追悼會，并發表了振聾發聵的著名演說。
當天下午，楚圖南、聞一多舉行記者招待會，趙沨負責會務。招待會結束后，聞一多離開不久，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槍聲。緊接著，一名學生急急忙忙跑來，說：“聞先生在聯大宿舍門前遭特務暗殺，現正被送往云大醫院。”
李公樸、聞一多相繼遇害后，楚圖南、張奚若、費孝通、趙沨等九人被迫進入美國領事館避難。次日，云南各大報刊刊登“九教授避難美國領事館”的消息，激起社會各界對國民黨的強烈抗議。
云南已難容身。趙沨等人離開昆明奔赴上海。豈料在上海，趙沨再遇險情。他找到地下黨負責人，表達渴望前往解放區、痛痛快快干革命的想法。然而，民盟負責人沈鈞儒告知：民盟中央已決定派他再赴緬甸，重新組建民盟仰光支部。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