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麗姝
宋人嗜茶。宋人飲茶并不單為止渴生津,而是真正將其發展為一種文化。宋人對茶的偏好,主要表現為對茶葉良種和烹茶技藝的鉆研與探索,特別是以點茶、分茶、斗茶為代表的烹茶技術,黃庭堅對此尤為在行。在茶葉的選擇上,他推舉建溪流域(在今福建南平境內)出產的“龍鳳團茶”為上品。據歐陽修《歸田錄》記載,此茶原是宋初貢品,宮人用金紙剪出龍鳳花紋覆在茶餅表面,“龍鳳團茶”由此得名。后來蔡襄任福建路轉運使時,對茶加以改造,二十餅方重一斤,“其品絕精”,區別于一般士庶所飲之茶。大約在五代時,宮廷用茶主產地由江蘇陽羨(今江蘇宜興)逐漸轉為福建建州(今福建建甌)。除了龍鳳團茶,黃庭堅認為建州出產的揀芽、金挺、密云龍等品種亦佳,特別是揀芽,其“一槍一旗”(大致相當于今人所說的一芽一葉)“最為挺特光正”。
在名貴品種之外,黃庭堅還偏好家鄉分寧縣(今江西修水)雙井村的特產——雙井茶。雙井茶屬草茶,草茶之“草”,指其特殊的制作方法。茶葉采摘后經過清洗,直接進入蒸熟、晾干、烘焙的程序,并不需要像團茶那樣做成茶餅,其形態更近于我們今日所飲的散茶。茶味雖薄,但足慰鄉情。黃庭堅不僅是雙井茶的愛好者,更是其不遺余力的“代言人”。元祐年間入職館閣期間,黃庭堅在京師大力推廣雙井茶,使得這種種植面積僅數畝、產量極低的地方茶一時聲名大噪。
除了茶葉本身外,黃庭堅對與茶相關的水、器、術等都有涉獵。譬如論茶具:
恨泥潦,不敢屈煎茶耳,絮遂足用。鉛茶碗極煩調護,亦不急須也。(《與德之司法帖》)
竹表瓷里茶盂極佳,恨未有天生佳瓢稱之耳。……相茶瓢與相筇竹同法,不欲肥而欲瘦,但須飽霜露耳。(《與敦禮秘校帖》)
泥制茶具不宜煮茶,鉛制茶具用起來煩瑣,二者皆非理想茶器。茶具材質講求呼應,竹表瓷里的茶盂最好用竹瓢來配,茶瓢選用的竹子必須是形狀細長、年歲已久的老竹。
再如論茶藝:
石硙須洗,令無他茶氣,風日極干之。芽子以疏布凈揉,去白毛乃入硙,少下而急轉,如旋風落雪,方得所。(《與王瀘州書》)
點時凈濯瓶,注甘冷泉,熟火煮盤烤盞,令熱湯才沸即點。草茶劣,不比建溪須用熟沸湯也。(《答王子厚書》)
雙井茶制作粗簡,因此碾茶、候湯都要花費心思。先用擊打、揉捻和揀選的方式將茶葉表面的白毛連同雜物除去,然后用石磨研磨,講究“少下而急轉”,也就是一次投放的茶葉數量不宜多,轉磨的動作要輕盈迅速,只有這樣碾出的茶粉才會“如面如雪”、細膩潔白,并且“不敗其香味”。至于候湯、點茶,就更復雜了,燒水之前要先將茶瓶清洗干凈,然后向內注入冷泉水,接著大火燒開,水剛沸騰就要點茶,因為雙井茶不比團茶味重,只有“嫩湯”點出的雙井茶口感方佳,否則就會色青味澀,難以入口。
宋人對茶的偏好,也體現在與茶相關的大量文學作品中。黃庭堅的詠茶詩即是宋代詠茶詩的縮影。現存黃庭堅的詩作中,有數十首專門詠茶的詩,另有幾篇文章,涉及茶道相關問題。
黃庭堅的詠茶詩中,最為人所稱道的當屬下面兩首:
《以小團龍及半挺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為戲》
我持玄圭與蒼璧,以暗投人渠不識。
城南窮巷有佳人,不索賓郎常晏食。
赤銅茗碗雨斑斑,銀粟翻光解破顏。
上有龍文下棋局,探囊贈君諾已宿。
此物已是元豐春,先皇圣功調玉燭。
晁子胸中開典禮,平生自期莘與渭。
故用澆君磊隗胸,莫令鬢毛雪相似。
曲幾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
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
肥如瓠壺鼻雷吼,幸君飲此勿飲酒!
《奉謝劉景文送團茶》
劉侯惠我大玄璧,上有雌雄雙鳳跡。
鵝溪水練落春雪,粟面一杯增目力。
劉侯惠我小玄璧,自裁半璧煮瓊糜。
收藏殘月惜未碾,直待阿衡來說詩。
絳囊團團余幾璧?因來送我公莫惜。
個中渴羌飽湯餅,雞蘇胡麻煮同吃。
黃庭堅用“蒼”“玄”二字形容團茶經過烘焙后烏黑的色澤,用“璧”來形容團茶圓潤扁平的形狀。“粟”“糜”二字則形象地反映了泡沫的特點。鵝溪畫絹素以細密聞名,宋人曾取此絹制成茶籮,茶湯上浮起的這層泡沫細小均勻又潔白飽滿,有如鵝溪細絹上落了一層薄薄的春雪。更難得的是,黃庭堅詠茶不僅追其源、繪其貌、形其氣、述其味,還敏銳地捕捉到了水燒開時聲音的特點。銅壺燒水,水沸騰時不斷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仿佛車輪行駛在羊腸小道上發出的悶響,故曰“煎成車聲繞羊腸”。此詩是元豐八年黃庭堅與蘇門群賢集會時所作。在黃庭堅之前,眾人以“腸”字韻詠茶唱和已達四次,再出佳句的難度很大,但黃庭堅別出心裁,調動聽覺元素對煮茶過程進行描寫,故蘇軾嘆道“黃九怎得不窮”,以稱贊其窮盡想象力的描寫。晁補之也作詩相和曰:“車聲出鼎細九盤,如此佳句誰能似?”
文學是審美和文化的載體,一代文學反映一代社會之特點。宋代文人擅長發現身邊習見物品中所蘊含的價值和美感,并進而形成了一種從容優雅、多元兼容的宋文化。黃庭堅正是這種文化風尚的典型代表。他對提升茶藝技法的孜孜以求,對生新瘦硬詩歌風格的慘淡經營,對“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創作手法爐火純青的淬煉,折射出了宋人特有的精神氣度。總之,宋代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催生了詩歌意象的不斷豐富與革新,造就了宋代詠物文學與宋文化的繁榮。(摘自《光明日報》)